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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利于中國的對外貿易戰略

來源::未知 | 作者:admin | 本文已影響

我們必須對多年來一直奉行的對外貿易戰略作根本的反思,堅決地放棄那種不惜代價地追求擴大出口的政策取向,以促進產業升級的產業政策為中心來構建中國的對外貿易戰略,使中國的對外貿易戰略完全轉到為產業結構技術密集化服務的軌道上來。

一、產業結構技術密集化:經濟發展的根本

稍微觀察過當今的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歷史的人都會注意到,它們經濟增長的共同特征之一是其產業結構的不斷技術密集化,這種技術密集化的主要表現就是一國最有國際競爭力的產品變得具有了更高的技術含量。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品是一國能夠形成凈出口的產品,這種產品的技術密集化集中體現了一國全部產業技術水平的提高和技術密集化。這種產業結構技術密集化的過程就是臺灣人所說的“產業升級”。這也與當代的經濟增長理論相符:按照當代的經濟增長理論,現代的經濟增長、特別是人均收入的提高主要來源于生產中的技術進步。

確實,上述說法的前提是可以按生產的產品不同把生產分為“技術含量高的”與“技術含量低的”。這種分法當然并不很嚴格。可以用不同的方法生產同一種產品如棉布,這些不同的方法有著不同的技術含量。但是,如果考慮到企業總是在生產同種產品的不同生產技術中挑選成本最低的那種,不同種類的產品生產在技術密集的程度上就還是有著顯著的區別。例如,紡紗的技術含量顯然低于飛機生產的技術含量。

19世紀以來各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所走過的技術密集化道路有相當大的共同性。一國進入了開始工業化的快速發展過程之后,首先具有了國際競爭力的行業一般都是紡織業,因為它需要的技術水平比較低。此后的技術密集化道路取決于一國走哪一條產業升級的路徑:在發展重工業上具有比較優勢的國家(如德國、日本和韓國),其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依次變為鋼鐵、化工、造船、汽車和機器制造、飛機制造和計算機高技術成分(大規模集成電路和大型數據機)等等;而在發展輕工業上具有比較優勢的國家和地區,其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則依次變為日用消費品、服裝、電子產品等等。走這樣的技術密集化和產業升級道路,世界各國幾乎沒有例外;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越快,經濟增長就越快;不能迅速實現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的國家,其可持續的經濟增長速度必定不快。最近幾年陷入經濟困境的東亞國家,多半都是由于沒能將整個經濟的支柱轉向更加技術密集化的產業。例如,自80年代以來日本的優勢產業就是汽車制造和家用電器產品,這種產業結構至今沒有明顯的改變,這就從根本上妨礙了日本經濟的進一步增長。這是最近10年來日本經濟陷入困境的深層原因之一。

由此看來,對一國實現快速的經濟增長來說,對外貿易占總產出的比例有多高、對外貿易增長速度有多快,這些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盡快實現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一個國家完全可能在短期中出現對外貿易增長快、整個經濟增長慢甚至經濟衰退的現象,這種情況下的對外貿易增長快是該國經濟出現了重大問題的表現。對外貿易占總產出的比重更不是一個好的追求目標。任何嚴肅的經濟分析都可以證明,對任何國家來說都存在著一個最優的對外貿易依存度,高于這個依存度和低于這個依存度都不是什么好事情;而且由于運輸成本的限制,國家越大,其對外貿易的依存度就越低。新加坡這樣的城市國家對外貿易占GDP的比例可以高達100%,而美國、日本的對外貿易占GDP的比例不過是20%。最有意思的是,象德國這樣的國家對外貿易雖然占GDP的60%,但是它的大部分對外貿易是對周圍的歐共體國家進行的,對歐共體以外國家的貿易只占其GDP的20%。整個歐共體對歐共體以外國家的貿易也只占其總產出的20%。而歐共體在土地面積和人口上與美國處于一個數量級。這是一個典型的證據,說明對外貿易占總產出的比例與國家的規模成反比。這被克魯格曼概括成一個規律:越小的經濟體對外貿易占總產出的比例越高。

上面的國際比較表明,在當代,人口、土地面積與美國大致相當的工業化經濟體的對外貿易占總產出的比例只應當在20%左右。中國的土地面積與美國大致相等,人口為美國的數倍,最近幾年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卻在40%上下。從發達國家的角度看,這是高得不正常的。形成這種過高的對外貿易依存度的原因,是相對于國外的生產率,中國生產可貿易商品的生產率相對較低而生產非貿易商品(如理發)的生產率相對較高,從而使中國國內以人民幣計算的非貿易商品對可貿易商品的相對比價,大大低于發達國家的非貿易商品對可貿易商品的比價。這一方面低估了中國的總產出,另一方面又高估了中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有人以購買力平價方法估算,認為就實際產出來說,中國的GDP應當比現在的統計數字高4倍,相應地中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就降到只有10%了。這說明中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過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統計方法問題,是由于按國內現行價格和匯率進行統計的結果。但是,對于我們現在研究的問題十分重要的是,在經濟增長很快的國家,由于可貿易品相對于國外的生產率增長得快于非貿易品相對于國外的生產率,在進一步的高速經濟增長中以本國貨幣計算的對外貿易額增長慢于當年價格GDP的增長,就是按國內現行價格和匯率統計的對外貿易依存度也會下降。日本和韓國都曾經出現過按現行統計數字計算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先上升后下降的現象。這不僅說明對外貿易依存度并非越高越好,而且說明經濟高速成長到一定時期后還要求統計上的對外貿易依存度適當下降。

總之,落后國家經濟發展的根本途徑是盡快實現產業升級,盡快實現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必須圍繞著這一點來決定國家的對外貿易戰略,使國家的對外貿易戰略完全服務于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東亞國家前幾十年經濟高速增長的根本原因不是它們實行了外向型經濟,而是它們使自己的對外貿易戰略、外向性經濟以致整個的經濟政策都為盡快的產業結構技術密集化服務。

對于中國來說,最有效地為產業結構技術密集化服務的對外貿易戰略肯定不會是自由貿易政策。一般說來,自由貿易政策對任何發展中國家都不會是一個最優的政策。

二、自由貿易政策有害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

自由貿易已經成為西方經濟界不可動搖的教條。西方人的灌輸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世界的輿論,以致發展中國家的許多人也相信,只有自由貿易政策才是真正的發展經濟之路。在這種思想支配下,有人還煞有介事地搬用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算出了”中國如果接受一系列貿易自由化措施,2005年時的實際 GDP會因此提高1.5%等等。按照這一類的論調,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要想發展經濟,就應當實行自由貿易政策,放棄對本國產業的一切保護措施。而在實際上,西方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鼓吹自由貿易,是披著科學的外衣販賣其損人利己的私貨。自由貿易政策對發展中國家是一副毒藥。

西方發達國家不斷地向發展中國家兜售貿易自由化的藥方,但是它們自己就不是靠自由貿易政策發展起來的。近200年來擔當過世界經濟最強國的那些西方發達國家,如英國、法國、美國、德國、日本,在歷史上都曾經是工商業落后于別的國家的“發展中國家”。當它們急起直追發展自己的工商業時,它們都對自己的新興產業實行了嚴格的保護,而且一般都是在自己成為世界第一(至少是第一流)的經濟強國之后才轉而實行自由貿易政策的。克魯格曼這個國際貿易理論的權威自己就承認,美國、德國和日本“都是在貿易壁壘的保護下開始它們的工業化進程的”。其實何止是這三國,第一個現代工業化國家--英國就是靠保護貿易發展工商業的。英國轉向自由貿易政策是在19世紀上半期,那時英國早已坐穩了世界第一經濟強國的寶座。在這之前,當英國的紡織業還大大落后于其它國家時(那時紡織業是最“先進”的產業),英國政府曾經用最極端的手段保護本國的紡織工業,以致于禁止本國臣民使用別國生產的紡織品。而英國正是靠從紡織業開始的“產業革命”才成了以后一個世紀的世界第一經濟強國。

把當今世界第一經濟強國美國與南美國家、與中國比較一下,就知道自由貿易政策如何有害于經濟發展了。雖然南美國家取得政治獨立的時間比美國晚了40年,但是19世紀初它們的經濟發展水平沒有明顯差別,其它的經濟條件(如人均可耕地面積、人種)都相差不多,當時它們在經濟上都遠遠落后于英國。但是在整個19世紀中,美國人在不斷反對英國人干涉其內政的斗爭中對自己的制造業實行高度的貿易保護主義,結果是很快就發展起了最先進的工業和經濟,在19世紀末成了世界第一經濟強國;而南美各國卻被英國政府的“友好”姿態所迷惑,聽信了英國人的甜言蜜語,實行自由貿易政策,聽任英國的工業來摧毀自己的制造業,到20世際初終于全部落入第三世界國家的行列。世人現在都在傳說拉美國家本世紀50年代以來保護本國制造業的“進口替代戰略”如何不成功,他們卻不知道,正是由于拉美國家吃夠了19世紀的自由貿易政策的苦頭,它們才在本世紀中期轉向了“進口替代”的經濟發展戰略。我們現在有理由懷疑,這樣大肆渲染拉美國家進口替代戰略的失敗,又閉口不提它們過去自由貿易的失敗,是西方發達國家為破壞落后國家的自主發展以永遠保持自己經濟上的優勢而搞的宣傳伎倆。

中國與美國是一個更好的對比:自鴉片戰爭之后,中國被迫開放,到20世紀初清朝滅亡前夕,中國的對外貿易政策應當說是最合乎自由貿易理想的了。那時候在帝國主義列強的壓迫下,中國政府不能也不敢保護本國的制造業,僅有的關稅壁壘也被國際條約限制而不得超過5%,實際上平均關稅率連5%都不到。可是這樣的自由貿易并沒有使中國發展起來。1912年,當中國的進口關稅平均還不到5%之時,美國全部進口的平均關稅負擔卻為18.5%。須知美國當時已經是世界的第一經濟強國、工業最發達的國家,卻仍然以這樣高的關稅保護本國的產業,中國那樣落后,卻只有那么低的關稅保護,中國的工業怎么能發展!現在的人都批評那時的洋務運動,認為它的封建主義本質注定了它發展中國工業的努力不可能成功。其實,這樣落后的國家,光是沒有象樣的關稅保護這一條,就注定了中國工業不能發展。

現實和西方人信奉的鼓吹“自由貿易優越性”的經濟理論形成了如此明顯的對立,有些人還是如此虔誠地相信和宣傳這一套學說,這是為什么?

這里只說一個理論上的根本問題:按可計算一般均衡“算出”的自由貿易好處根本就不可信。對自由貿易好處的全部論證都是以李嘉圖的比較成本學說為基礎的。按照這個學說,只要兩國生產同樣兩種物品的相對成本不一樣,這兩個國家就都可以出口自己生產的相對成本比較低的產品,進口自己生產相對成本比較高的產品,這種貿易可以使這兩個國家都獲益,因為它們都由此用自己有限的資源而得到了更多的商品。例如,如果英國用生產1單位呢絨的成本可以生產0.9單位酒,葡萄牙用生產1單位呢絨的成本可以生產0.83單位酒,那就不管它們的絕對生產成本是多少,都應該由英國向葡萄牙出口酒,而由葡萄牙向英國出口呢絨。而在自由貿易條件下,貿易結構自動就會達到資源最優配置的這個要求。李嘉圖自己認為國家之間在相對成本上的差別來源于它們在生產率上的技術差別;而以后的新古典貿易理論則強調這種相對成本上的差別來源于不同國家在生產要素稟賦上的差別,即不同國家擁有的生產要素之間有不同的比例。可計算一般均衡不過是把這些理論化為具體的數學模型,再利用統計數據對這些模型作了估算而已。

為什么現在用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作出的估算不可靠?為什么作為這個模型基礎的比較成本理論成了“自由貿易優越論”的論據,而自由貿易優越論與成功的發展經驗有如此大的矛盾?其根源就在于,比較成本學說和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都用僵死的眼光去看待生產要素的生產率,不承認生產要素的生產率取決于生產的歷史,不承認對外貿易政策可以影響生產率。如果一國生產某種產品的相對生產率高一些,它生產這種產品的相對成本自然就會低一些。但是生產率的高低不是天生的,它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決于人們在實踐中的學習和鍛煉。一般來說,人們干同一種工作的次數越多,工作效率就會越高;同樣,一個企業生產過的同一種產品越多,生產效率就越高,其生產成本也就越低。這個道理,有工作經驗的人都會感覺到。而美國人早就作過測算:一種型號的飛機的累積產量增加一倍,其生產成本就會降低20%。這種“學習效應”有兩個特點:一種產品的生產率取決于它的生產歷史,歷史上生產過的越多成本就越低;一種產品的生產歷史越長,其成本降低的潛力越小。從生產第一架飛機到生產第二架飛機就可以降低成本20%,而生產出一萬架飛機之后,要再生產一萬架飛機才可以降低20%的成本。由此看來,生產沒有生產過的產品可以很快降低其生產成本,而生產老產品則不會降低多少它的成本。

如果考慮到這種學習效應,我們就可以知道比較成本學說對自由貿易政策所作的論證錯在哪里:發展中國家生產過的“新產品”(現代工業產品)一定很少,新產品相對于舊產品的生產率一定大大低于發達國家,新產品相對于舊產品的相對成本也一定高于發達國家。這就是人們抱怨“國產小汽車的價格高 ”的根本原因。出現這種現象,其根本原因在于生產率取決于生產的歷史。而要使現代的新產品的相對成本降下來,最主要的途徑就是要多生產這些現代的新產品。發展中國家降低現代工業產品的潛力最大,只要堅持生產這些新產品,許多產品的相對成本就會迅速下降。但是由于這些新產品的相對成本最初很高,如果實行自由貿易,這些產業中的企業就會虧本,這些新產品的生產就無法進行。但是不從事這些現代產品的生產,就永遠得不到學習效應,這些新產品的相對生產效率也永遠不會提高。而如果以高額關稅保護本國的這些新產品的生產,使生產它們的企業不至于虧損,這些新產品的生產就會發展,堅持一個時期之后,這些新產品的相對生產率就會提高,其相對成本會隨之下降。這樣,自由貿易政策實際上可能阻止了一國提高其歷史上生產很少的產品的生產率,而保護關稅政策則有利于提高這種生產率。用保護幼稚產業理論之父、19世紀的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的話說,保護關稅犧牲的是現在的價值,得到的卻是國家生產力的發展。這是經濟政策本身可以影響生產率的最典型例證。

以其現在的情況看,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根本就沒法考慮政策對生產率的這種影響。它根本就不考慮“學習效應”,因而必然夸大貿易自由化對發展中國家的好處,低估它對落后國家經濟發展的長遠的壞處。使用這樣的模型作出的測算根本就是不可信的。

針對19世紀中期的發達國家英國扼殺后起國家德國的經濟的陰謀,李斯特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自由貿易政策是最發達的國家扼殺其未來的競爭對手的手段。這在今日仍然是至理明言。克魯格曼作為當代國際貿易理論的權威,在其所著的《國際經濟學》教材中明確承認我們前邊所說的學習效應的作用,也明確承認今日的發達國家多半都是靠保護本國幼稚產業起家,但是一談到今日的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政策,就通篇都是它們的保護本國產業的政策如何失敗,給人的印象就是發展中國家根本就不該保護本國的產業。對一種理論上完全有道理、歷史上又是行之有效的貿易政策,他卻硬要說它不適用于今日的發展中國家。這樣的寫法不能不讓人懷疑他寫作的真正動機:我們有理由懷疑他在這里并不是抱著真正的科學態度,而是為了某種利益而從某種偏見出發來說話。這種利益就是當今最發達的國家美國的利益,而這種偏見就是由美國的利益而產生的對落后國家發展的敵視。

落后的國家不應忘記,自由貿易政策是破壞其經濟發展的一副毒藥;而許多向第三世界鼓吹“自由貿易優越論”的人是披著科學的外衣販賣毒藥。

自由貿易的信徒們還有一個頗令人信服的論據:自由貿易可以打破國內企業在本國市場上的壟斷,而這種壟斷是無效率的,必然會造成低產出、高價格。這是對自由貿易的“促進競爭論據”。但是這個論據有偷換概念之嫌。從邏輯上說,也可以靠允許以致鼓勵本國企業進入來促進國內市場上的競爭,打破壟斷并不意味著需要引入外國企業。如果考慮到企業的最優規模這種效率因素,我們可以承認,“促進競爭論據”對小國是相當有道理的。以汽車制造業為例。當今這個行業最有效率的公司規模是年產150萬輛轎車。如果每個汽車廠商都達到這個規模的話,按“一戶一車”即平均3個人保有一臺車、每臺車使用10年計,象韓國這樣的小國有一個汽車廠商就足夠滿足本國需要了。但是一家企業獨占國內汽車市場當然會造成極嚴重的壟斷。問題在于,這個例子也恰好說明,“促進競爭論據”并不適用于中國。由于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國,即使達到“3戶一車”、每臺車使用15年,也要有6個年產 150萬輛的汽車廠才能滿足中國的“穩態”需求。6個汽車企業還不足以造成足夠的競爭嗎?為什么只有外國企業來了才算競爭呢?實際上,中國汽車行業今日的問題仍然是廠商過多,競爭過度,而不是企業太少、競爭不足。這種舉例分析的意義在于,它證明了,只要國內的經濟政策得當,中國這樣的大國完全可以即取得規模經濟的好處,又僅靠國內企業就產生足夠的競爭,完全不需要靠自由貿易讓外國企業來制造競爭。“促進競爭論據”并不適用于中國這樣的大國。

三、中國應當采取的對外貿易戰略

前邊的分析告訴我們,中國既不應當采取片面追求擴大出口的對外貿易戰略,更不應當為了換取出口的擴大而過度開放進口。在今日之中國,對國內市場和產業的保護必不可少,問題只是應當保護哪些產業,開放哪些產業的國內市場。

關于保護幼稚產業的理論分析告訴我們,最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貿易政策是保護它們的現在生產率相對較低、但是提高生產率的潛力又很大的產業,這些產業可以將本國產業的技術密集程度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在根據這種考慮來選擇貿易保護的對象時,中國有一個很好的參照系,那就是現在已有的產業結構。

在轉向改革開放政策之前,中國為了不受美國和蘇聯等超級大國支配,曾經致力于建立一個獨立自主的工業系統,從而形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工業體系,它包括了幾乎任何一種工業部門。以當時甚至現在中國的科學技術水平來衡量,這樣建立起來的許多工業部門必定是產品性能和質量差、成本高從而缺乏國際競爭力的。生產要求的技術含量越高的部門情況越是如此。這在航空工業等部門中表現得十分明顯。在轉向改革和開放政策之后,這種部門的企業大都陷入了虧損的困境,成了經濟上的包袱。

現在的人們大都忙于嘲笑建立這些企業時沒有考慮經濟上的承受能力,嘲笑這些企業是閉關自守的落后思想的產物。但是,現在真正重要的已經不再是清算過去,而是在現在的情況下將來應當怎么辦。從經濟發展要求產業結構技術密集化的角度看,這些現在還沒有國際競爭力的高技術產品生產正是中國今后幾十年的產業升級中應當大力發展的生產部門。一個產業的成長需要時間和經驗,決不是有了資金能夠買進設備就可以一下子辦成的。臺灣90 年代初期的經濟已經足夠發達,但是當它要建立自己的航空工業時卻沒有任何基礎可作支持。當時臺灣為了發展自己的飛機制造業,曾經想買下美國的麥道飛機公司,只是由于美國政府的干預而沒有成功。這個例子生動地說明一國現有的工業基礎是多么重要,它本身就是國家的一筆最為寶貴的財富。

如果我們采取適當的措施保護和扶植這些現在還沒有國際競爭力的高技術產品的生產,保存并發展其技術力量,我們將會大大加快整個國家技術能力提高的速度,并且為國家將來達到發達水平時的經濟準備好支柱性的產業部門。如果我們聽任這些現在還沒有競爭能力的部門在市場競爭中消亡,國家也還是要解決這些部門的那些往往是高技術的員工的就業和生活救濟問題,還是要背上沉重的經濟包袱。得失相權,最有利的作法只能是不僅不放棄、反而要進一步扶植和發展這些部門的生產。而扶植這些已有的高技術產品生產的主要方法,除了國家通過各種渠道給予補貼之外,就是在對外貿易上保護這些部門的國內市場。

經濟發展上的一般規律是,一國新生產的一種產品通常都是先占領本國市場,然后才發展到對外出口。對于中國這樣的人口如此眾多的國家來說,只要人均收入能夠很快提高,任何高技術產品在國內都可以有極其廣闊的市場。就是對客運飛機這種最高技術水平的產品,中國也已經是世界最大的需求國之一。問題只是要以適當的貿易政策保護好自己的這個國內市場。

從中國目前的生產和貿易模式看,中國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已經達到了這樣一種水平:中國的技術含量相當于造船和家用電器生產的部門已具有了國際競爭力,因為中國已經開始大量出口技術檔次比較低一點的家用電器和船舶。在這種情況下,目前中國應當全面放棄對技術含量低于這些產品生產的部門的貿易保護措施,將有限的關稅和非關稅貿易保護的可能性集中用于技術含量高于這些產品生產的部門。那些原則上放棄保護的技術含量較低的生產部門從紡織品和服裝生產部門一直到鋼鐵生產部門。在這些部門的國內生產中,只有個別的技術含量比較高的產品品種生產需要保護。因此,限制這些部門產品進口的貿易保護措施應當集中在它們的那些技術含量比較高的品種上,如某些特殊的紡織面料、某些特殊的合金鋼或鋼材等等。在這些技術含量比較低的生產部門中,只有一個部門應當是例外,那就是農業部門。盡管農業部門產品生產的技術含量一般比較低,但中國還是應當對農產品實行高度的貿易保護措施,以盡可能地保護本國的農業生產。這不僅是為了保證中國的農業和食品安全,更是為了保護仍然占中國人口一半以上的農民的利益。

根據這樣一種對外貿易戰略,目前中國需要重點保護的國內工業部門有:化工(包括石油化工)、機器設備制造、汽車制造、飛機制造和計算機產業中的高技術組成部分的生產(如集成電路的生產和軟件開發)。我們應當動用可能使用的一切關稅和非關稅貿易保護措施,將這些部門的國內生產保護好。為此必須對目前的關稅和其它各種對外貿易政策作重大調整。目前我國的關稅和對外貿易政策是鼓勵企業使用外國產的設備而不使用國產設備,鼓勵企業使用進口飛機而不使用國產飛機,這種狀況不應當再持續下去了。

目前機器設備的進口占中國進口的一個很大部分。轉向重點保護技術含量高的產業可能導致中國的進口增長以致整個對外貿易的增長放慢,甚至導致對外貿易占中國GDP的比例下降。但是本文的第一部分中已經說明,在經濟進一步高速增長的過程中,統計上的對外貿易依存度下降是正常的。對目前的中國來說,只要這種下降是逐漸的而非急劇的,在對外貿易對GDP的比重下降到20%以前,我們根本就不需要大驚小怪。

中國未來真正的經濟問題在于中國的人均資源遠遠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中國要變成一個經濟上的發達國家,就必須成為一個以技術含量高的產品的生產、包括機器設備的生產為支柱產業的國家,在國際分工的體系中側重于生產機器設備和其它技術含量高的產品。中國的經濟發展是一個向這一地位邁進的過程,而為了完成這一發展,中國必須在對外貿易中全力保護和發展這樣的產業。如果能夠完成向這種經濟結構轉變的過程,中國的進口將以資源和初級產品、特別是原油為主;向這種經濟結構的轉變同時就是進口結構向以原油等初級產品為主的轉變。我們現在就必須準備并著手開始這一轉變。為此必須對整個對外貿易戰略作大調整,整個國家的經濟和科技政策也都必須作大調整。

對外貿易戰略上的最大調整,就是轉向全力以赴地以關稅和非關稅手段保護本國的裝備和機器制造業、高科技產業。這一方面會加快中國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因此加快中國長遠的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又將出口所得的外匯收入節約下來進口石油及其它重要原材料。在成功地作到這一點的前提下,中國應當學習美國的戰略,減少對本國領土上的石油資源的開采,將本國的石油資源儲存起來作為應付重大國際危機的戰略儲備。在對外經濟關系上,中國還應當盡可能加入俄羅斯和中亞的石油開發,與這些當事國達成“投資開發后換取石油和天然氣供應”協議。這樣可以使中國未來的原油進口來源多元化,一方面可以分散供應上的風險,更重要的是使中國能夠頂住未來可能出現的西方的“禁運”和封鎖。

與這些對外戰略相適用,中國應當結合“科教興國”戰略的實施,在企業自主開發先進技術、取得自主的知識產權的過程中,在使用和開發技術上將應用節約能源的技術、特別是

節油技術作為重點,并且將發展新式的特別是無污染的能源(風能和太陽能)作為自主的科技發展的重點之一,爭取獲得突破。

這樣的戰略,才是真正能使中國進入世界富國之林的戰略。(2000.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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