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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當前區域經濟發展若干理論問題的思考

來源::未知 | 作者:admin | 本文已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區域經濟獲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由此對區域經濟理論研究產生了巨大的需求。面對來自經濟實踐的巨大需求,學術界加強了對區域經濟發展中一些重大理論問題的研究,不同學者從不同角度提出了各種各樣的觀點,并展開了激烈爭論。這些不同觀點和爭論對于繁榮和發展中國區域經濟學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至今為止,學術界對當前區域經濟發展中的一些理論問題還缺乏一致的看法,許多問題還有待進一步深化研究。這里,我著重對當前區域經濟發展中若干重大理論問題進行討論,談談自己的一些看法,以引起學術界的爭鳴和深入探討。
  
  一、關于中央區域政策的目標選擇
  
  中央的區域政策究竟是注重效率還是公平目標,這是我國學術界長期爭論的問題。歸納起來,主要有三種觀點:一是效率優先論,即強調中央區域政策應注重效率目標,優先支持有條件的優勢地區尤其是發達地區加快發展;二是公平優先論,即強調中央區域政策應注重公平目標,優先支持那些關鍵問題區域尤其是落后地區和衰退地區加快發展;三是效率與公平兼顧論,即中央區域政策要同時兼顧效率目標和公平目標。也有一些學者強調公平與效率的協調和兼容,或者尋求公平與效率的統一。事實上,這種觀點與兼顧論大體相同,只是表述不同而已。在優先論中,過去學術界著重強調“效率優先、兼顧公平”,而近些年又提出“公平優先、兼顧效率”。這兩種觀點可以看成是優先論的修正和改良。
  由于在理論上的不同觀點,導致建國以來我國中央區域政策的目標選擇長期舉棋不定,在效率與公平目標之間出現多次較大的變動。從東西關系來看,當中央注重效率目標時,比較發達的東部地區受到較多的優待;當注重公平目標時,相對落后的西部地區或者過去的“三線地區”受到重視;其結果,處于中間地帶的中部地區長期受到“擠壓”。在改革開放后的較長時期內,中央區域政策更多的是注重效率目標,條件較好的東部地區在投資和政策方面享受了較多的優惠。這種情況直到最近幾年才有一定的改變。在這種政策傾向的影響下,直至今日西部地區工業平均稅負仍要遠高于東部地區。2004年,若以東部地區工業企業產品銷售收入中各項稅金所占的比重為100,則中部地區為172,西部地區為218,東北地區為160。這說明,目前西部地區工業平均稅負是東部地區的2.18倍。再從城鄉關系來看,由于過分強調注重效率目標,政府大量的資源投向了中心城市,尤其是條件較好的大中城市,小城鎮和農村地區長期受到“忽視”。前些年實施的市管縣體制,進一步加劇了這種“集中化”趨勢。其結果,在政府政策和市場力量的合力作用下,中心城市單純成為了從農村吸納資源和要素的“載體”,由此對農村和縣域經濟發展產生了極為不利的影響。同時,受行政配置資源的影響,各地在“效率優先”原則的支配下,把大量的政府資源不對稱地投向了各級行政中心,尤其是省會和首府城市。在這種情況下,絕大部分省會和首府城市都成為了當地人口和經濟規模最大的城市。這種現象已成為當前中國經濟的一大特色。
  當然,考察中央區域政策的目標,必須聯系到其體制背景和發展階段。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由于政府掌握和控制著絕大部分資源,中央的區域政策更多的是一種布局政策,所以中央在配置資源時,既要考慮效率目標,又要考慮公平目標。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出現了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在這種轉軌的初期階段,由于市場機制很不完善,中央仍掌握著相當部分的資源,加上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為加快全國經濟發展,盡快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中央區域政策更多地注重效率目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經過近30年的改革開放實踐,目前中國已經初步形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研究表明,2003年中國經濟市場化程度已經達到了73.8%。雖然學術界對能否這么精確地度量市場化程度還存在異議,但可以肯定的是,目前中國經濟的市場化程度已經有了很大提高,而且中國的綜合國力也在顯著增強,經濟發展水平明顯提高。在這種情況下,過去計劃經濟時期完全由政府統籌考慮的效率與公平問題,將分別由市場和政府來共同完成。資源的空間配置問題需要更多地發揮市場機制的基礎性作用,政府則主要是發揮調控、監管和積極引導作用。
  我們知道,效率或趨利原則是市場配置資源的基本原則。這樣,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源空間配置的效率目標將主要依靠市場機制來實現。然而,國際經驗表明,單純的市場力量一般會擴大而不是縮小地區差距。這是因為,在市場趨利原則的作用下,將促使資金、人才等要素從增長緩慢的落后地區流向繁榮的發達地區,由此加劇地區差距的擴大趨勢。事實上,自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力量的不斷加強,我國資金、人才等要素由中西部落后地區向東部發達地區、由農村地區向大中城市地區的大規模流動已經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尤其是近年來國有商業銀行的市場化改革,更加起到了在中西部吸納資金投向東部,在農村吸納資金投向城市的“中介”作用。中西部落后地區和東北老工業基地人才流失現象也十分突出,從最初的“孔雀東南飛”發展到后來的“麻雀東南飛”。這種要素集聚和流動趨勢必然會加大城鄉和地區差距的擴大趨勢,進一步加劇社會不和諧的程度。因此,對中央政府來說,中央區域政策將需要更多地或者主要是注重公平目標,對那些問題嚴重且自身無法解決、確實需要國家給予援助和扶持的關鍵問題區域,實行“雪中送炭”,而不是對那些發達的繁榮地區“錦上添花”。這些關鍵問題區域包括發展落后的貧困地區、處于衰退中的老工業基地、轉型困難的資源型城市、財政包袱沉重的糧食主產區以及各種問題交融的邊境地區等。
  由此可見,從宏觀戰略層面看,效率與公平原則是市場與政府調節所遵循的不同原則。前者是市場機制發揮作用所遵循的原則,它只能是嫌貧愛富、錦上添花,而后者則是政府干預所遵循的原則,它強調的是雪中送炭、公正和諧。從收入分配過程來看,前者是對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而后者則是對國民收入的再次分配。因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央區域政策應在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基礎性作用的基礎上,突出和強調公平目標,實行“逆市場調節”,對各種關鍵問題區域給予更多的幫助和扶持;而不是像過去那樣注重效率目標,實行“順市場調節”,對經濟繁榮的發達地區給予重點支持。在市場機制日趨完善的情況下,中央實行“順市場調節” 的區域政策將是多余的,也是沒有必要的。因為通過完善市場機制將可以達到同樣的目的。更重要的是,這種“順市場調節”的做法將會進一步加劇地區差距的擴大趨勢,增加社會不和諧的因素,不符合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要求,而且還有可能造成對市場機制的扭曲,影響市場機制正常作用的發揮。從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經驗看,幾乎很少有國家把擴大地區差距作為中央區域政策的目標。
  需要指出的是,這里我強調中央區域政策應更多地注重公平目標,是指中央政府應把區域援助和支持的重點放在那些需要國家扶持的關鍵問題區域,這是就國家宏觀戰略層面而言的。當然,這并非意味著中央在具體援助方式的選擇上不需要考慮效率問題。事實上,在政策實施層面,中央對關鍵問題區域實行援助和扶持的方式,將需要兼顧公平和效率問題,尤其是在發展初期階段,適當強調效率原則是十分必要的。這就意味著,中央對關鍵問題區域的援助和扶持,一方面要注重公平目標,對問題區域中那些最困難和最需要扶持的對象或群體給予支持;另一方面,要適當強調效率目標,對問題區域中那些最具發展潛力的對象或群體給予支持。從中央援助的性質看,前者相當于一種捐助,而后者則帶有一定的投資性質。這種帶有投資或刺激投資性質的援助,可以增強問題區域的自我發展能力,提高其持續競爭力。
  
  二、關于梯度理論和梯度推移戰略
  
  梯度理論和梯度推移戰略是我國學術界近20多年來長期爭論不休的問題。之所以長期爭論不休,是因為在各種觀點的背后,大都隱含或代表著不同地區的利益。其結果,學術理論之爭成為了各地區之間的利益之爭。就“梯度理論”概念來說,它最早是由來自東部的學者夏禹龍、馮之浚提出來的。后來,何鐘秀進一步將該理論概括為“國內技術轉移的梯度推移規律”。他們認為:我國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特點,已經在國內形成了一種技術梯度,有的地區是“先進技術”,有的地區是“中間技術”,有的地區還是“傳統技術”。因此,自覺地利用技術梯度,讓一些有條件的地區首先掌握世界先進技術,然后逐步向“中間技術”地帶、“傳統技術”地帶轉移。隨著經濟的發展,通過技術轉移的加速,將逐步縮小地區的差距。顯然,這里所指的是一種技術梯度推移戰略。但在概念使用上,卻采用了一個含義十分廣泛的名字“梯度理論”。這就為后來學術界把梯度理論和梯度推移戰略混為一談,并長期爭論不休埋下了伏筆。
  事實上,梯度理論和梯度推移戰略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在任何國家和地區,經濟技術梯度都是客觀存在的。經濟技術的梯度轉移也是經常出現的,如產業和技術由發達地區轉移到落后地區,或者由城市中心區轉移到郊區和農村地區。因此,從廣義角度理解,我們可以把揭示和解釋經濟技術梯度形成變化的各種理論觀點稱之為梯度理論。而梯度推移戰略則是一種戰略構想,最初主張讓發達的東部地區首先掌握世界先進技術,等東部地區消化吸收了以后,再逐步向中西部地區轉移擴散。后來,其他一些學者又把這種技術梯度推移戰略思想延伸到國家投資布局、開發重點和對外開放上來,主張國家應率先重點開放開發東部地區,等條件成熟后,再逐步把開放開發重點向中西部地區轉移。由于這種戰略思路涉及到各個地區的利益,因而在學術界和政界引起了廣泛的爭論。最明顯的是來自中西部學者和政界的觀點,這些觀點包括“反梯度理論”、跳躍戰略論、東西結合論、‘中心開花”或中部崛起論等。事實上,這種發展戰略之爭不單純是學術理論之爭,還涉及到各地區優先發展權和國家支持重點之爭,因而它也是一種經濟利益之爭。
  顯然,梯度推移戰略主要是針對國家在技術引進、對外開放、體制改革和投資布局上的戰略決策提出來的,主張國家的資源配置應采取順應梯度的方式逐步推移。這是一種典型的計劃經濟思維定勢。其隱含的理論前提是:(1)這種經濟技術梯度是客觀合理的;(2)中央對區域的援助和支持實行效率優先;(3)梯度轉移的粘性或阻力較小。現在看來,這些前提條件并非是完全成立的。首先,目前我國東中西部地區存在的經濟技術梯度雖然是一種客觀存在,但它并非是完全合理的。我們不能以現有的不合理的客觀存在作為未來政府戰略決策的依據。事實上,當前我國十分懸殊的東西差距已經成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嚴重障礙。其次,如果說在改革開放初期,由于市場的力量較為薄弱,中央出于加快經濟增長的需要而較多地注重效率目標的話,那么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中央區域政策應更多地注重公平目標,而不是實行效率優先。第三,國內外的經驗表明,經濟技術的梯度轉移存在著較大的粘性或阻力,需要政府在政策上進行積極引導。即使如此,有時也并非能取得較好的效果。日本北海道的開發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從國內的情況來看,雖然近年來中央政府一直在鼓勵外資投向中西部地區,但實際效果并不明顯。尤其是2005年,外商在華直接投資在進一步向東部地區集中,東部10省市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占各地區總額的比重比上年提高了7.9個百分點,比2001年提高了3.4個百分點。
  除此以外,就最初的技術梯度推移戰略而言,還具有以下幾個缺陷:首先,這種戰略以三大地帶作為地域單元,并以綜合技術水平為指標來劃分技術梯度。顯然,這種劃分技術梯度的方法是十分粗略的。事實上,在中西部許多大城市,如西安、武漢、重慶、成都等,其科技教育力量都是十分雄厚的,也遠非是東部一些城市可比的。其次,技術梯度推移只是技術空間轉移(擴散)的一種形式,而并非是一條規律。技術空間轉移具有多種形式,若從技術梯度的角度看,既有縱向的梯度推移和反梯度轉移或跨梯度轉移,也有橫向的水平轉移。若從技術轉移(擴散)的空間形式看,則有等級擴散、輻射擴散和鄰里擴散等主要形式。第三,梯度推移戰略把技術梯度作為決定國家投資的區域傾斜和重點開發區域的時序選擇的惟一標準,而實際上,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重點開發區域的時序選擇都受著多種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在國家“十一五”規劃綱要中,明確提出“根據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現有開發密度和發展潛力,統籌考慮未來我國人口分布、經濟布局、國土利用和城鎮化格局,將國土空間劃分為優化開發、重點開發、限制開發和禁止開發四類主體功能區”。這表明,未來我國的重點開發區域將根據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現有開發密度和發展潛力三個標準而不是技術梯度來確定。第四,梯度推移戰略設想通過技術轉移的加速來縮小地區差距的論點,無論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缺乏有力的證據。大量實證研究表明,隨著經濟的發展,技術轉移將會加速,但這種轉移更多的是水平轉移即技術水平接近的地區間的技術轉移,而不是垂直的梯度轉移。

由此可見,如果不加分析地把最初的技術梯度推移觀點簡單地類推到國家投資布局、對外開放乃至體制改革等梯度推移上來,必然會帶來一系列的問題。事實上,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國家投資布局、對外開放、體制改革等方面所采取的某些梯度推移做法,已經成為加劇地區差距尤其是東西差距擴大、造成社會不和諧的重要原因之一。比如,從對外開放來看,在1979-2005年間,我國各地區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81.2%集中在東部10省市,而中部6省、西部12省市區和東北3省則分別只占7.6%、4.5%和6.7%。2005年,中國對外出口的88.5%集中在東部10省市,而中部6省、西部12省市區和東北3省則分別只占3.6%、3.5%和4.4%。很明顯,外商直接投資和外貿出口高度集中在沿海少數地區,對擴大地區差距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在國家對外資企業實行“超國民待遇”的情況下,外資企業高度集中在沿海地區,也是造成當前中西部工業平均稅負偏高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可以認為,自改革開放以來,雖然中國經濟的全球化在不斷加快,但這種全球化還主要是沿海少數地區的全球化,中西部廣大地區在這種全球化推進中所享受的好處并不多。
  當然,從歷史的角度來考察,在改革開放初期,梯度推移戰略從我國經濟技術發展不平衡的特點出發,主張通過梯度推移的方式來逐步縮小地區差距.它對于當時我國區域發展觀念的變革和戰略理論研究的逐步深入都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別是,在當時的條件下,由于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綜合國力有限,加上中央掌握的資源較多,計劃經濟的成分還很濃厚,政府率先支持條件較好的沿海地區重點發展,也是一種不得已的選擇。因為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市場的力量十分薄弱,中央區域政策既要考慮效率目標,又要考慮公平目標。隨著中國經濟由計劃經濟體制逐步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這種優先支持沿海發展的戰略就顯得不合時宜,它只能進一步加劇地區差距的擴大和社會的不和諧。如前所述,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央區域政策應更多地注重公平目標,為促進社會和諧做出貢獻,而不是相反。因此,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梯度推移戰略”問題。這里所指的戰略,是政府所采取的一種策略,而不應該把它與市場經濟條件下存在的技術和產業梯度轉移相混淆。應該說,這種技術和產業的梯度轉移是客觀存在的,它是市場力量作用的結果,政府應積極加以引導。
  
  三、關于轉移勞動力與轉移崗位問題
  
  在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過程中,對政府決策者來說,究竟是“根據人設工作崗位,還是根據工作崗位移動人”,這也是一個長期有爭議的基本問題。從資源空間配置的角度看,前者是就勞動力的分布來吸引資本創造就業崗位,我把它稱為“就勞動力轉移資本”戰略;后者是就資本或工作崗位的分布來吸引外來勞動力進入,我把它稱為“就資本轉移勞動力”戰略。可以認為,地區間工作崗位的轉移實質上就是資本轉移的過程。這里所指的資本,是資金、技術、營銷經驗和品牌等的綜合體。
  這兩種區域開發戰略模式并非是完全對立的,它們各有優劣勢,可以互為補充。對政府決策者來說,究竟是注重“就勞動力轉移資本”戰略還是“ 就資本轉移勞動力”戰略,應主要考慮三個方面因素:一是轉移資本與轉移勞動力之間的成本比較。一般地說,轉移資本比轉移勞動力要更容易一些,綜合成本也要低的多,尤其是長距離和國際勞動力遷移面臨諸多限制。過去的經驗表明,大規模人口或勞動力遷移的成本往往十分高昂,而且很不穩定。因為這些移民面對一個新的環境,承受著心理壓力和生活習慣的改變。二是政府所采取的政策目標取向。如果政府部門追求效率優先,強調GDP增長,那將會選擇“就資本轉移勞動力”戰略,在那些資本集聚的中心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如果政府部門追求公平優先,強調區域協調發展,那將會注重“就勞動力轉移資本”戰略,在那些勞動力相對集中的地方創造更多的工作崗位。三是不同發展階段所采取的模式具有差異。在經濟發展的初期階段,由于發展水平低和經濟實力有限,資本集聚的傾向更明顯,因而要更加重視“就資本轉移勞動力”戰略。在經濟發展的中后期階段,隨著發展水平的提高和經濟實力的增強,資本擴散的趨勢不斷增加,因而要逐步過渡到以轉移資本為主,采取“就勞動力轉移資本”戰略。
  從全國宏觀戰略的角度看,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主要采取的是一種“就資本轉移勞動力”戰略,即在東部地區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吸引廣大中西部地區的勞動力來就業。應該說,在改革開放的初期階段,國家實施這一戰略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為它可以利用東部地區的優越地理位置以及相對充裕的資金、人才和技術要素,充分發揮集聚經濟效益,減少不確定性。但是,該戰略的實施也帶來了諸多弊端。
  一是加劇了要素和經濟活動向東部集中的趨勢。在1980~2005年間,東部10省市生產總值占各地區總額的比重由43.6%提高到55.5%,增加了11.9個百分點,而東北3省、中部6省和西部12省區市分別下降了5.0、3.5和3.4個百分點。另據我們研究,在1985-2003年間,除煙草制造業外,鋼鐵、石化、電子信息、紡織等制造業生產能力都在向東部地區集中。在28個制造業行業中,珠三角(粵)、長三角(江浙滬)和環渤海地區(京津冀魯)分別有18個、13個和7個行業產值占全國的比重提高幅度在5個百分點以上。@事實上,自改革開放以來,中西部地區一些制造業行業如耐用消費品、紡織服裝等都出現了衰落的跡象。很明顯,如果這種情況不能得到有效遏制,中西部某些落后地區將有可能出現被“邊緣化”的危險。
  二是加劇了人口與經濟活動分布的不協調。2005年,我國東部10省市(不包括遼寧、廣西)人口僅占全國的36.1%,但地區生產總值占全國的55.6%,工業增加值占59.8%,出口總額占89%,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占85%。從發展趨勢來看,在1980~1990年間,我國四大區域人口與生產總值分布的不協調系數平均為14.6個百分點,而1991~2000年該系數提高到18.1個百分點,2001-2005年則提高到20.3個百分點。顯然,這種人口與經濟活動分布的高度不協調,是與現行的勞動力只能“流動”而難以安家落戶的人口遷移政策密切相關的,它將進一步加劇地區差距特別是東西差距的擴大趨勢。
  三是造成資源產地、加工地與消費地的嚴重脫節,導致各種資源在全國范圍內的大調動。我國資源、能源和人口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區,而加工制造業高度集中在東部地區,而且這種狀況有進一步加強的趨勢。由此在全國范圍內形成了大規模的勞動力大流動、資源大調動,包括大規模的“民工潮”、“南水北調”、“西氣東輸”、“西電東送”等,既加劇了交通運輸緊張狀況,也增加了不必要的資源浪費。
  四是由于戶籍管理制度改革嚴重滯后,中西部大量勞動力雖然長期在珠三角、長三角等地就業,但卻難以在當地安家落戶,不能與當地人一樣共同享受其創造的改革開放成果。對這些中西部勞動者而言,他們雖然為東部地區的繁榮做出了巨大貢獻,但在現行體制下,他們最終只能是“外來打工者”,屬于“邊緣人”。
  目前,珠三角、長三角等地雖然各種就業崗位較多,但已經出現勞動力供應緊張甚至短缺的狀況;而中西部和東北地區雖擁有大量的剩余勞動力,但就業崗位十分缺乏。因此,要解決這種勞動力與就業崗位分布之間的嚴重失衡狀況,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就必須正確處理好“轉移資本”(或轉移崗位)與“轉移勞動力”的關系。當前,就全國宏觀層面來說,我國已經進入到由過去的注重“就資本轉移勞動力”轉變為注重“就勞動力轉移資本”的新階段。也就是說,要適時調整國家產業布局戰略,著重在中西部和東北地區創造更多的工作崗位和就業機會,推進其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實現各地區工作崗位與勞動力分布的相互協調和匹配,促進其經濟發展與資源和環境承載能力相適應,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同時,要改革戶籍管理制度,允許具有固定工作崗位的其他地區人口在東部安家落戶,使這些外來人員在為東部繁榮貢獻力量的同時也能夠分享其利益。當然,從中觀和微觀角度看,在一個區域范圍內,應該更多地注重“就資本轉移勞動力”戰略,即在那些發展潛力較大的地區尤其是城鎮地區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引導農村和生態脆弱地區的人口向此集聚。
  事實上,近年來國家實施的西部大開發戰略、東北振興戰略和中部崛起戰略,一個重點任務就是要在中西部和東北地區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直到今日,國內仍有人對西部大開發持否定態度,主張通過人口遷移或者中央財政轉移支付來解決西部地區的居民收入問題。誠然,人口遷移和轉移支付對縮小東西差距具有重要作用,但單純依靠這些措施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首先,我國西部地區有3.6億人口,國土面積占全國的70%以上。即使不考慮東部地區資源和環境承載能力的限制,要對西部數億人口進行大規模的遷出也是不現實的。更何況,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也不應該只讓一少部分地區富裕和繁榮起來,而讓占全國2/3國土面積的地區衰落下去。這就是說,從全國大范圍來講,我們不僅要追求人的繁榮,使地區間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逐步縮小,而且也應兼顧地域的繁榮,促進各地區協調發展。其次,東部地區的資源和環境承載能力也是有限的,不可能全部吸納其他地區轉移出來的剩余勞動力。事實上,在珠三角和長三角等都市圈,近年來已經出現了承載能力逐步減弱的趨勢。在今后一段時期,這些地區的中心任務是推進結構調整和優化升級,而不是繼續推進大規模的人口和產業集聚。這樣,就需要適時將那些不具有或即將失去比較優勢的產業轉移擴散出去。
  總體上講,在中西部和東北地區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主要有兩條途徑:一是激活區內資本尤其是民間投資,鼓勵全民創新創業;另一是積極引導外商投資和沿海企業“北上西進”。近年來,外商投資和沿海企業已經出現了向中西部轉移的趨勢,只要中央在政策上加以積極引導,這種產業轉移趨勢將會大大加快。目前,阻礙外資和沿海企業“西進”的障礙主要有三:一是西部投資軟環境與東部相比還有較大差距;二是西部產業配套能力較低,不能適應大規模制造業發展的需要;三是西部企業稅費負擔很重,遠高于東部地區的平均水平。因此,對中央政府而言,引導珠三角、長三角等地產業轉移擴散,應采取“胡蘿卜+大棒”的辦法。所謂“大棒”,就是要設置更高的市場準入標準,包括技術含量、自主創新能力、單位產出能耗和“三廢”排放量、單位土地產出率等指標,鼓勵沿海經濟核心區加快產業升級;所謂“胡蘿卜”,就是要對到中西部和東北投資的外資和沿海企業給予相應的政策支持,如土地、財政貼息和稅收刺激等。很明顯,隨著國內外民間資本的大規模進入,將會有力地推動西部大開發和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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