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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城市化”趨勢下中國村鎮發展的機遇

來源::未知 | 作者:admin | 本文已影響

在中國,“逆城市化”問題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就受到理論界關注,一度成為理論熱點。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90年代中國出現“大城市化”高潮,隨之而來“大城市病” [1]也刺目地呈現在世人面前,主張“逆城市化”的聲音驟起。由于中國的“城市化”水平(2005年,城市化率43%)還遠遠低于發達國家(2005年,城市化率75%),“城市化”依然是各地發展的基本主題,主張“城市化”的聲音很快就壓過“逆城市化”的聲音。[2]各種主張此起彼伏,各執一詞,分歧的原因主要是對“逆城市化”的基本認識仍停留在對現象的陳述和評議上,沒有對“逆城市化”的內涵及外延予以深入的研討。

一、“逆城市化”是城市化的派生物

“逆城市化”,究竟是個別現象還是普遍現象?究竟是偶然現象還是必然現象?究竟是城市化的最后階段,還是城市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后派生出來的新現象?如何描述和鑒定“逆城市化”,關系到我國城市化如何持續發展和新農村如何建設。

 1976年,美國地理學家j.l.berng首先提出了“逆城市化”(counter-urbanization)這一概念,他描述的是發達國家城市發展過程中的新特點:城市社會的人口重心發生變化,城市社會的經濟活動和政治影響力也由城市中心向外圍地區轉移。之后不少學者將“逆城市化”看成城市“空心化”。如中山大學城市與區域規劃系教授劉琦在批評城市建設時指出:中心區畢竟是城市的核心區域,承載著這個城市的歷史文化,而沒有歷史文化的城市是缺乏原動力的。但是,在很多城市的發展過程中,都曾經出現過“空心化”的情況。這種現象在歐洲城市發展過程中表現得最為明顯。結果造成了逆城市化現象,老城區變得冷冷清清,經濟衰落,嚴重影響了城市的可持續發展。[3]還有學者將城市的異化視為“逆城市化”,如江蘇省社科院經研所所長葛守昆認為,“城市化發展中已出現了異化——‘逆城市化’現象,如單純的經濟增長、土地的浪費、環境的污染、貧富差距、不安全感等”[4],因而需要“警惕‘逆城市化’”。

本文認為:美國學著j.l.berng關于“逆城市化”的認識開拓了城市研究的新領域。但“逆城市化”不是城市的無節制拓展,不是“窮人住在擁擠的市中心,富人住在清靜的市郊區”,不是城市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功能隨著富人的轉移而轉移,導致城市空心化。“逆城市化”是城市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后的派生物。

經濟學家茅于軾先生在《城市規模的經濟學分析》一文中從成本與收益的角度分析了城市的形成、壯大和分化的成因。茅于軾先生認為,當城市規模發展到邊際效益為零甚至為負數后必然形成遞增與分化的對流趨勢。[5]城市發展正是這樣。任何優質的東西都有它的時間性、相對性。由于城市化不斷地聚集資源和產業,到一定程度后,城市的空間就會接近飽和。新的資源和產業要擠進大城市,而城市空間有限,在這種情況下,曾經優質的資源、優勢的產業就可能異化為城市的累贅,要么提高新的資源和產業進入城市的成本,要么“吐故納新”,分流傳統的城市資源和產業。理智的選擇是“吐故納新”,是“分流”。因為進入城市的成本不斷提高,城市規模發展的邊際效益必將為零甚至為負數。這類“吐故”現象,就是 “逆城市化”。“逆城市化”是在城市化進程中必然出現的現象,而且,隨著信息化、生態化時代以及汽車時代的到來,人們生活與工作的空間差距大大縮短,“吐故”還不僅表現在城市的傳統產業的轉移,還包括一些新興產業完全安排在小城鎮和鄉村,如村鎮旅游產業異軍突起,人們從著重欣賞城市的繁華轉移到著重欣賞鄉村的寧靜。

“吐故”是為了“納新”。“吐故”與“納新”在同時進行,都是城市化現象。如果說“城市化”是指一定區域的優質資源、產業和人口向城市聚集,這是大前提。那么,“逆城市化”則是中心城市的一些傳統功能、優質資源以及人口向衛星城及村鎮分流。這些分解和分流不同于國家的政策性安排,如我國20世紀 60-70年代“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三線建設”,如國家政策取向的“城市支持農村、工業反哺農業”。“逆城市化”是城市化自身發展到一定階段遭遇城市功能老化、城市產業結構不合理和城市空間壓力增大等問題后,基于可持續發展的需要而必然出現的功能分解、產業分解和人口分流。因而“逆城市化”并非阻止“城市化”的繼續推進。恰恰相反,“逆城市化”有助于城市的功能優化、產業結構優化和空間壓力減輕,有助于“城市化”的可持續發展。

由此,城市化與“逆城市化”的內在關系是:城市化發展水平越高,“逆城市化”趨勢越強。既然“逆城市化”是中心城市一些傳統功能和產業的分解及人口分流,因而“逆城市化”是周邊村鎮發展的重大機遇。誰與“逆城市化”趨勢對接,誰就抓住了周邊小城鎮和鄉村發展的機遇。利用“逆城市化”趨勢發展小城鎮和鄉村,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小城鎮和鄉村將成為中心城市自我優化、減輕空間壓力的廣闊平臺,促使中心城市的空間結構更加合理,產業優勢更加突出,聚集效應和帶動效應更加強大。由此形成中心城市與中小城鎮、鄉村彼此之間產業呼應、優勢互補、良性循環的“城鄉一體”發展新格局,使城市化得以在新的格局里持續發展。因此,認識到“逆城市化”是客觀規律,當城市規模面臨邊際效益為零甚至為負數時,城市化應在優化城市功能和調整城市產業結構上著力,應在疏通“逆城市化”渠道,主動地安排和促使部分城市功能和產業向有條件的村鎮轉移上著力。在這個大背景下,村鎮發展的基本思路:一是對接中心城市,接應“逆城市化”潮流上,二是強化特有的天然優勢、歷史優勢,創造新優勢,為吸留“逆城市化”潮流創造條件。

二、“逆城市化”是村鎮發展的重大機遇

綜觀城市化發展的歷史,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城市化向城鄉一體化發展的必然趨勢。

英國是工業革命的發源地,城市化、工業化走在世界前列,同時也最早面臨城市病問題,如城市化率一度最高、大工業一度最集中的倫敦是出名的“霧都”。 1898年,針對英國日愈嚴重的城市病,英國人霍華德發表了具有劃時代價值的專著《明天的田園城市》。霍華德認為,城市本身具有的吸引人的磁力導致城市人口聚集,而城市對人口聚集的承載力總會有限,因而需要從城市和農村相結合的角度來管理土地,解決城市發展問題。霍華德從城鄉協調的角度重新闡釋了城市的發展,把城市與外圍鄉村當作一個整體來分析,對資金來源、土地分配、城市財政收支和田園城市的經營管理、人口密度、城市綠化帶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對后來的城市規劃與城市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霍華德倡導用城鄉一體化的新社會結構形態來取代城鄉對立的舊社會形態。后來學者尊稱霍華德為城市發展轉型的理論奠基人。1946年,著名城市理論家L.芒福德稱贊霍華德的“田園城市”思想是二十世紀初與發明飛機并列的兩項最偉大的發明[6]。“城鄉一體化”的城市化理念第一次提了出來,城市化在這里轉了一個彎。由此,我們可以把城市理念和城市化發展的轉折點定位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

雖然霍華德的田園城市理論對克服大城市的弊病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由于這些理論思想主要還是在城市規劃和城市建設中化解自身的弊病,對大城市病難以根治。在此基礎上,1930年代,美國學者、設計大師賴特出版了《消失中的城市》、《寬闊的田地》兩部代表作品。我們從這兩部書的名字就可以窺見賴特對傳統城市理念的顛覆。他在《消失中的城市》書中指出:現代城市背離了人類的愿望,也不能適應現代生活需要,因而需要將其取消,尤其是取消大城市。他認為:反映人類的愿望、適應現代生活需要的城市,將是與古代城市或任何現代城市差異很大的城市,城市無所不在而又以無所在,以致我們根本不會把它當作城市來看待。賴特在《寬闊的田地》中正式提出廣畝城設想。基本理念是“ 城市分散于廣畝大地,人人擁有一片自然”。 賴特的理論被稱之為“廣畝城設想”,就是把城市向鄉村擴散,把集中的城市重新分散在地區性農業網格之上。相比之下,賴特提出的“廣畝城設想”,從人與自然的天然聯系的本能出發,滿足了人在城市功能的異化(弊病)中對克服異化和追求本能的需求,因而更能被人們所接受。

緊接著,與賴特幾乎同時代并同樣享譽世界的著名學者、美國劉易斯·芒福德發表了巨著《城市發展史:起源、演變和前景》(The City in History:its origins,its transformation and its prospects),以革命性的姿態提出“城鄉統籌發展”的城市觀。芒福德的城鄉統籌發展思想,是從對城市與人類命運的關注出發,對城市、人工環境和歷史文明進行了深入的理論探索,認為自然環境比人工環境更重要。后工業社會加重了人與自然的矛盾。人的自然屬性與自然的沖突等問題在城市化進程中突顯出來。我們說芒福德之所以是以革命性的姿態提出解決城市問題,還因為他率先把城市化加劇了城鄉之間的對立上升到了制度的高度,所以要從制度安排的高度來解決人與自然的對立和城鄉之間的對立,重建城鄉之間的平衡,使全部居民在任何一個地方享受到同樣的生活質量。因而芒福德的城鄉統籌發展思想,包括了對城市的政治中心功能的分解,通過分散權力來建造許多新的城市中心,形成一個更大的區域統一體。可見,“城鄉統籌發展”完善了“城鄉一體化”思想。20世紀50年代以后,“城鄉一體化”的理論和實踐在歐美發達國家有了長足發展。如托馬斯和庫恩的城市地域結構思想,如日本學者岸根卓郎提出“自然—空間—人類系統”模式。[7]

對城市理論發展的回顧,不難看出,整個20世紀的一百年間,引領城市化理論發展創新的學說呈現出與20世紀前的“大城市化”理論漸行漸遠。這些大師們,憑借自己在理論界的權威影響,深刻地改變了傳統城市化的方向:城市化由“大城市化”轉向“城鄉一體化”,更加注重城市的發展對農村的牽動和影響。實踐表明,“城鄉一體化”,疏通了城市化面臨的瓶頸,為城市化的可持續發展開創了新天地。

回顧發達國家城市化的歷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城市化經歷了三個時期,形成了三種方式:第一個時期是城市自然形成階段,可追溯到城市誕生之日起,到 18世紀英國工業革命和工業化出現為止。這個階段很漫長,城市化方式是順其自然,特點是主要依從政治、文化、商貿乃至軍事的發展需要來發展城市;第二個時期是“大城市化”階段,可從18世紀英國工業革命出現起,到19世紀末霍華德發表《明天的田園城市》。由于工業化需要以大城市為基礎和吸納大量農村勞力,人口和產業源源不斷地向大城市“單向”匯集,創造了一大批特大中心城市。這個階段城市化的主要方式是“大城市化”,特點是主要依從經濟特別是工業的發展需要促使農村資源“單向”向城市特別是大城市聚集;第三個時期是城鄉一體化階段,20世紀初開始起步。由于“單向”聚集的“大城市化”所積累的“城市病”和城鄉矛盾已經導致這樣的城市化不可持續,在新的城市理念的影響下,城市化開始將農村的發展納入自己的發展系統,出現“城市”與“農村”的資源優勢、發展優勢雙向對流。這個階段城市化的主要方式是“城鄉一體化”。特點是“城市”與“農村”有機地構成一體,資源優勢、發展優勢“雙向對流”。這里的“雙向對流 ”,其中“一向”就是“逆城市化”。這時,一方面“大城市化”還在推進,另一方面“逆城市化”趨勢也更加強勁,大城市的一些功能和產業、人口向周遍村鎮轉移。在這個階段,城市化水平高的國家有機地利用了“逆城市化”的力量來促進中小城市甚至是小城鎮和鄉村的發展,既緩解了“大城市化”越積越多、越積越嚴重的城市病,又使中小城市甚至小城鎮、鄉村的發展發生深刻變化,逐步形成了產業呼應、優勢互補、城鄉區域經濟社會統籌發展的雙向對流的格局。可見,“城鄉一體化”是城市化的最高階段,“逆城市化”是“城鄉一體”雙向對流的其中“一向”。在“城鄉一體化”階段,中心城市曾經輝煌有加的政治中心功能、經濟中心功能、文化中心功能以及居住功能、休閑娛樂等功能紛紛向有條件的中小城鎮及鄉村分解。中心城市的功能分解和人口分流,為“城鎮化”、“鄉村都市化”提供了新的條件、機遇和能量。

美國著名城市經濟學家阿瑟·奧利沙文在其《城市經濟學》為我們記述了始于20世紀中期大城市化趨勢減弱的一些具體數據。奧利沙文寫道:(世界)“中心城市的城市人口百分比從1948年的64%下降到1990年的39%。制造業就業百分比從67%下降到45%。貿易與服務就業下降更大:中心城市的批發業就業百分比從92%下降到49%,零售業就業百分比從75%下降到48%;服務業就業百分比從85%下降到52%。”[8]在美國,制造業城郊化始于 1948年代,中心城市制造業就業份額從1948年的約2/3下降到1990年的為足一半。同時,人口城郊化趨勢也突出,居住在中心城區的城市人口,從 1948年的約三分之二下降到1990年的五分之二以下。伴隨著制造業城郊化、人口城郊化是零售商的城郊化。中心城市的零售所占比重從1948年的2/3 下降到1990年的不到一半。由于數字信息的迅猛發展,帶來了寫字樓就業的城郊化。20世紀70年代早期以前,寫字樓仍定位于市中心的居多,自20世紀 70年代起,城郊辦公空間以較快的比率增長,僅70年代間,美國城郊寫字樓就業就比中心城區寫字樓就業增長快7倍多(116%比15%),芝加哥大城市地區城郊寫字樓空間在1980年到1987年間翻了兩倍多,城郊占的總寫了樓空間從29%增加到38%[9]。

盡管百年來城市化發達的國家城市化水平仍在不斷提高,如今已經突破城市化率75%(2005年)的水平,根本原因是城市化的推進方式轉向“城鄉一體化”,利用了“逆城市化”力量優化城市功能和發展鄉村。20世紀中期以后,“城鄉一體化”成為發達國家的普遍選擇:城市化的路徑轉變為優化城市功能和調整城市產業結構和疏通“逆城市化”渠道,主動地安排和促使部分城市功能和產業向有條件的村鎮轉移。這個時期是村鎮發展的黃金期。由“大城市化”向“城鄉一體化”這一美麗的轉身,既破解了治理“大城市病”的難題,促使城市化更加穩健地可持續發展,又注重了城市發展對農村的帶動和利用農村的發展來支撐城市化,城鄉差距逐漸縮小。

三、典型案例:“逆城市化”助推村鎮發展

布蘭桑鎮(City of Branson,Missouri)是位于美國中西部密蘇里州的內陸小鎮,人口僅7500人,面積約30平方公里。20世紀60年代開始出現主題公園和劇院,到2006年,該鎮擁有3座主題公園、49座劇院、10座博物館,以及眾多的購物中心、高爾夫球場、餐廳等。2005年接待游客720萬人次,旅游年收入超過10億美元,稅收0.7億美元,提供就業崗位10萬個,成為美國中西部以適宜人居和休閑度假而聞名的城鎮。[10]

一個內陸小鎮,能夠造就超過本地人口10倍以上的就業崗位,形成巨大的旅游度假消費市場,其中的奧妙究竟在哪里呢?

首先,布蘭桑走了一條完全不同于中國大陸以轉移農村剩余勞力的小城鎮發展道路。布蘭桑的發展興盛,主要是依托眾多主題公園、劇院、博物館,以及購物中心、高爾夫球場、餐廳等,這些都是傳統意義上中心城市的優勢資源。這些原本屬于中心城市才有的優勢資源,小城鎮無法通過自身的力量來創造,只能在吸引中心城市的優勢資源上著力。可見,布蘭桑市的發展興盛,走了一條吸引中心城市優勢資源之路。由于這些中心城市優勢資源的到來,布蘭桑鎮跨越式地提升了吸引消費的能力和自身消費水平。

第二,自然優勢和歷史優勢固然重要,但并非所有地方都具有得天獨厚的自然優勢和深厚的歷史文化遺傳。布蘭桑鎮自然資源稟賦一般,歷史文化遺產一般,能夠創下年接待度假游客720萬人次的奇跡,成為以家庭度假為核心的世界級旅游城市,是找準了自身發展的定位——針對具有普遍性、時代性的消費需求,創造新的人文優勢。可見,發展小城鎮,事在人為,關鍵在于發展理念。

第三,布蘭桑鎮的發展興盛依托于傳統中心城市優勢資源的轉移。20世紀60年代正是全美放棄“大城市化”,中心城市優勢資源及產業向村鎮轉移,即“逆城市化”勢頭強勁的時期。布蘭桑鎮能夠迅速發展興盛,正是抓住了中心城市優勢資源及產業“分化”的機遇。可見,中心城市優勢資源及產業的分解勢頭,是小城鎮發展的巨大力量。

成都是中國西南特大中心城市。成都城市化速度超過全國平均速度,特別是進入21世紀,成都的城市化率以年均2個百分點的速度躍進,2005年,按常住人口計算,成都的城鎮化率達到49.7%[11]。同時,成都中心城區(二環路以內)人口密度超過平方公里2萬人,是全市人口平均密度的25倍[12],城市發展與人口、土地、環境的矛盾突顯。這些矛盾蘊涵著強烈的“逆城市化”沖動,成都“逆城市化”流動特別活躍。主要表現在:

1.經濟中心功能分解,機械制造業外遷。成都是國家“一五”期間就確立了的西南工業重鎮,有比較雄厚的工業基礎。成都東城區的機械制造業對工業GDP的貢獻率一度高達70%以上。隨著城市化進程加快,這些曾經輝煌、曾經作為城市經濟的支柱企業迅速衰落為城市發展的累贅。進入21世紀,成都根據城市發展的需要,實施了城市東區重工業企業調遷計劃。截止2006年底,城東200多個大中型企業全部向郊縣或有條件的村鎮整體搬遷。

2.文化中心功能分解,一些文化教育體育娛樂優質資源突圍。成都是四川省省會城市、國務院首批公布的歷史文化名城,歷史上形成了一大批文化教育體育優質資源。隨著城市的發展,這些位居中心城區的文化優質資源難以就地擴張,紛紛突圍。如四川大學新校區選擇了雙流縣白家鎮;如新落成的國際會展中心毗鄰雙流縣華陽鎮[13];如大型文化娛樂項目“極地海洋公園”落戶雙流縣萬安鎮;如特色鮮明、蜚聲海內外的“建川(抗戰)博物館”建在大邑縣安仁鎮。這些文教體娛重大項目向周邊地區擴散,極大地改變了成都文化功能的空間布局。

3,消費功能分解,“農家樂”成為城市居民的消費熱點。成都被譽為中國“農家樂”的發源地。20世紀90年代,郫縣農科村農民就在自己的農家院壩里接待星期天和節假日從城里來的客人,聲名遠揚。之后“農家樂”在廣袤的成都平原雨后春筍般層出不窮,形成成都鄉村旅游一大亮點。再之后成都錦江區三圣鄉綻放“五朵金花”,集觀光經濟、休閑經濟、體驗經濟為一體,蜚聲海內外,標志成都“農家樂”發展到新的境界,吸引城市居民消費的能力增強。“農家樂”發展升級的歷程反映了中心城區人們對自然的追求,對鄉村人與自然和諧環境的向往。

4.居住功能分解,人口向城郊和小城鎮轉移。隨著城市的快速發展帶來了人們居住成本、生活成本加重和人的自然天性與大自然的隔離,中心城區居民越來越向往村鎮的低成本居住、低成本生活和對大自然的擁抱。城鄉結合地段,甚至遠郊,開始出現優于城市中心地段的大樓盤,顯示出中心地段的人群開始向城市周邊轉移。在成都,不僅近郊有高檔樓盤,如雙流萬安鎮的“麓山國際社區”、溫江萬春鎮的“芙蓉古鎮”,甚至遠郊也出現吸引中心城區人口居住的特大樓盤,如都江堰市青城山鎮等系列高檔樓盤拔地而起。這些表明人們居住選擇的郊區化趨向。

這4大趨勢,無論是機械制造業外遷、文教體娛優質資源突圍,還是城市居民消費、居民居住的郊區化趨向,與阿瑟·奧利沙文在《城市經濟學》一書所記述的20世紀60年代起發生在美國的制造業城郊化、人口城郊化、零售商的城郊化等趨勢很相似,這些趨勢均是村鎮發展的巨大力量和重大機會。

這些趨勢表明成都的城市化已經處在一個重大變化的關鍵時期,一方面,城市化所帶來的“逆城市化”沖動非常強勁,另一方面村鎮渴望有重大發展。是繼續走城鄉分割和城鄉對立的單向城市化之路,還是抓住“逆城市化”沖動非常強勁的機遇,走城鄉一體的城市化新路?成都選擇了后者。2004年2月,成都順應城市化的規律,不失時機提出實施“城鄉一體化”發展戰略,努力形成城市與農村、工業與農業的互動,形成有機的內循環,為優化城鄉資源配置創造條件。經過近3年的努力,“城鄉一體化”迅速提升了成都鄉村都市化水平,使成都農民的生產、生活和居住方式發生巨大改變。生產方式的改變,主要反映為“土地向規模經營集中”,發展現代農業。居住與生活方式的改變,主要反映為“農民向集中居住區集中”,整合土地資源。最能體現成都“鄉村都市化”水平的是成都遍地開花的鄉村旅游業和觀光農業。2006年,國家旅游局高度贊揚成都發展鄉村旅游,認為成都把鄉村旅游納入城鄉規劃統一布局,納入城鄉產業統一推進,納入城鄉建設統一配套,值得借鑒。[14] 成都的鄉村旅游,特別是“農家樂”,在全國獨樹一幟,足以表明“城鄉一體化”給成都農民的生產、生活和居住方式所帶來的巨大變化。

“城鄉一體化”促成了成都的“大城市化”向“城鎮化”轉變。政府順應“逆城市化”趨勢,鼓勵、支持就引導一些城市產業向有條件的小城鎮轉移,并確立了13個優先發展鎮,使小城鎮發展突飛猛進。小城鎮正在成為新興產業發展的高地、投資的重點、新的經濟增長點和吸納勞動力的洼地。同時,“城鄉一體化”為解決城市發展難題創新了方式,著力于城市產業結構調整和城市產業升級,有力地促進了成都城市化的跨越式發展。這座城市功能更強、人居環境更佳、投資環境更優的城市已受到國內外越來越頻繁的追捧。推進“城鄉一體化”以來,成都城市化發展速度加快,城市化率年均增長兩個百分點,遠遠超過全國同年平均水平。 2005年度中國200城市競爭力排名,成都居27位[15]。2007年2月,成都與大連、杭州被評為首批“中國最佳旅游城市”。這一切表明,疏通“逆城市化”潮流,不僅有助于村鎮發展,而且有助于優化城市功能和城市產業結構,確保城市化可持續發展。

四、啟示與經驗

促進村鎮發展,普遍使用的力量有兩類:一類是依靠村鎮自身的實力,即依靠村鎮經濟的自然增長和農村人口轉移。一類是依靠政府的支持,即“城市支持農村,工業反哺農業”。結合發達國家城市化演變的歷史和成都推進“城鄉一體化”的實踐,表明發展村鎮還有一股力量,那就是“逆城市化”的力量。由于“逆城市化”是城市化后期基于解決空間壓力和城市病的需要所進行的自身結構調整和自身功能優化而向小城鎮和鄉村擴散和延伸的規律性趨勢,所以,借助“逆城市化”的力量發展村鎮,是促使鄉村和小城鎮實現跨越式發展的捷徑和必然選擇,也是保證城市化持續發展的最佳選擇。

剖析上述典型案例,不難發現在“逆城市化”趨勢影響下鄉鎮發展的一些新動向、新特點、新啟示、新經驗。

1.“逆城市化”趨勢是促使村鎮跨越式發展的巨大力量。那些正在發生跨越式變化的村鎮,其主導力量并非村鎮自身,而是中心城市的一些功能分解、產業轉移和人口的分流在發揮主要作用。城市化水平越高,逆城市化沖動越明顯。逆城市化趨勢終將縮小中心城市與村鎮的現代化差距。“逆城市化”潮流流到哪里,那里的村鎮發展就加快。認識到這一點特別重要。因為“逆城市化”趨勢和所蘊涵的能量長期被我們所忽視,拘泥于就村鎮發展村鎮。

2.交通、電信的發達是“逆城市化”得以暢流的基本物質條件。交通、電信的發達為消除城鄉之間的空間隔離創造了可能。比如,高質量的城市道路向鄉鎮延伸,公用及家用汽車的普及,滿足了城市人回歸自然的天性需要;比如,電信、光纖向鄉鎮延伸,增強了促使一些城市傳統產業及一些新興產業(如知識經濟、文化產業等)向有條件的鄉鎮轉移的物質條件。

3.村鎮發展的著力點是,對接中心城市,創造吸留“逆城市化”力量的條件。所謂吸留“逆城市化”力量,就是小城鎮的規劃、建設、發展應注重與中心城市“對接”,重在吸引中心城市的人流、物流和產業流,提高小城鎮的吸引消費的能力和消費力,為二三產業的蓬勃發展奠定堅實而深厚的基礎。

4.“逆城市化”出現了兩種方式:漸進式與跳躍式。進入新世紀,隨著諸如數字產業等新興產業的興起,隨著諸如電子信息技術的普及,加上道路和交通工具的發達,極大地改變了人們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由此,“逆城市化”的流向和承載條件都呈現出一些新的特征。20世紀之前的“逆城市化”基本路徑是漸進式衍射,相似于城市規模擴展。而新世紀的“逆城市化”,在保留漸進式衍射的情況下,還出現跳躍式——突破空間距離的跡象。比如,高檔樓盤,原本應建在中心城區附近,如今,在遠離中心城區,但道路寬暢、自然條件好,或歷史文化底蘊深厚的村鎮,高檔樓盤比比皆是。這些主要吸引成功人士入住的高檔樓盤,將極大地提高所在地的消費能力和消費水平,極大地刺激第三產業的發展。

由于跳躍式現象的出現,開拓了利用“逆城市化”發展鄉村的新視點。承接“逆城市化”潮流的村鎮可能此起彼伏,即使是離中心城區最近的村鎮,也可能曇花一現,“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逆城市化”的跳躍式流動,結束了中心城區周邊村鎮“守株待兔”坐享“逆城市化”成果的歷史,同時也給遠離中心城區的村鎮吸留“逆城市化”潮流和利用“逆城市化”能量創造了平等的機遇。“逆城市化”潮流如何流?流向哪里?道路、交通不再是首要問題。首要問題是這個村鎮吸留“逆城市化”的條件如何。各地村鎮紛紛亮出底牌,強化特有的天然優勢、歷史優勢和創造新優勢,其實就是在創造吸留“逆城市化”的條件,創造能夠承接中心城市功能分解和產業結構調整所需要的條件。

2005年,中國城市化率達到43%的水平,總體上進入“城市化”后期,“逆城市化”趨勢明顯增大。但43%僅僅是一個平均值,由于中國“發展很不平衡”的格局沒有重大改變,因而必須針對特定地區的發展實際,選擇不同的城市化方式。“城市化”水平低的地方,重點仍然是強化中心城市的聚集效應;“城市化”水平高的地方,則應該關注“逆城市化”現象和趨勢,利用“逆城市化”的能量發展村鎮。

中國已經進入“以人為本、科學發展”的時代。在這個時代,面臨種種“城市病”,促使人們的生活和居住觀念發生重大變化——中心城市并非是所有人居住和生活的最佳地點。人們親近自然的天性和對歷史文化的認同與融入,帶來了人們對水泥空間的“反叛”和對返樸歸真的向往。這些生存觀念、生活觀念的重大變化作為“逆城市化”的“元動力”,不僅推動著大城市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而且也促使了中心城區人們的生存、生活、消費向外“突圍”,為村鎮發展提供了歷史性的機會。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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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麥克·哈格:設計結合自然。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1992.

注釋:

[1]專家們對我國城市化中暴露出來的問題歸納為城市的“生長、生活、生態”的不和諧。見《中國城市化的三個不和諧音》。記者黃庭鈞、儲國強、胡梅娟。新華社北京(2006年)11月28日專電。

[2]王旭《“逆城市化”論質疑》。學術批評網2002年11月21日。

[3] 《廣州:城規重大調整 “中部”不能不管》。《南方日報》2006年10月10日。

[4] 《百名學者研討城市化發展 呼吁警惕“逆城市化”》。新華網江蘇頻道2006年2月26日報道。

[5]茅于軾《城市規模的經濟學分析》。“天益社區”http://bbs. tecn.cn/viewthread.php?tid=144792

[6] 見L.芒福德為1943年再版《明天的田園城市》所作的序《田園城市思想和現代城市規劃》。

[7] 1.1—1.2對西方國家城市理論的評述參考了李泉的研究成果《中外城鄉關系問題研究綜述》。

[8] [美]阿瑟·奧沙利文:《城市經濟學》。中信出版社,第245頁。

[9] [美]阿瑟·奧沙利文:《城市經濟學》。中信出版社,第256-260頁。

[10] 見成都市對外文化交流協會《小城創造的奇跡》。《2006年成都文化產業發展報告》。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

[11] 成都市市長葛紅林在《成都市2006 政府工作報告》(2006年2月15日)中說: 2005年,“按常住人口計算的城鎮化率預計為59.9%,比2000年提高6.2個百分點。”

[12] 《加快成都城市化對策研究》。《天府早報》2003年8月25日。

[13] 2005年9月24日,國際攝影藝術聯合會在新國際會展中心舉辦了第28屆國際攝影展,吸引了大量中心城區的人們前來觀賞。

[14] 《全國鄉村旅游現場會在蓉舉行》。成都日報,2006年8月27日。

[15] 倪鵬飛主編:《城市競爭力藍皮書: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No.4》第4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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